这是“水瓶纪元”的31篇文章
作者张依依韩玲一直在等——等孩子长大，等他们各自成家，等哪天老头脾气能变好，等岁月和疾病耗完自己的一生。66岁的韩玲逃走了。她一只眼睛看不见东西，眼眶青红，膝盖肿起，走起路来一拐一瘸——这是丈夫张强打的。打骂持续了一晚上，趁张强睡下后，韩玲摸黑从家里出来，跑到几里外的隔壁村。彼时已是深夜，家家户户都锁着院门，她拉了不知道多少家的门闩，才找到一家开着的。韩玲打开门躲进去，躺在前屋的炕上，没出一点声响。凌晨三四点，屋主起床发现了她，给了她两碗小米粥。待天蒙蒙亮，韩玲打电话给大儿子，接她去城里避一避。这是年初夏。韩玲离开她和丈夫居住的联兴村，在嫩江县城躲了一个月。一个月后，她再次被丈夫找到、接走，变本加厉地软禁起来。家门上了三道锁，白天只能在屋子和前院活动，晚上睡觉腿被绑着铁链，旁边放着斧头和长刀。不管出门到哪里，张强都贴身带着她。张强有一个名单，上面是大儿子一家、二儿子一家、韩玲的妹妹、韩玲的大婶等人。他威胁韩玲，再敢跑，就把名单上的人都杀光。年1月1日凌晨4点多，又一夜挨打后，韩玲将擀面杖挥向了睡梦中的张强。两下，都敲在靠近太阳穴的位置。张强仰面躺在炕上，没了动静。一开始，韩玲没意识到张强已经死了。她将擀面杖和带血的衣物扔到灶台下的炕洞里，烧成了灰。屋子被烤得火热，男人的后背被热炕烫破了一层皮。今年10月6日，黑龙江省嫩江市人民法院以故意杀人罪，判处韩玲有期徒刑五年。张强和韩玲生活的联兴村*徒联兴村在黑龙江省黑河市，距嫩江县城约一小时车程，一条江挨着屯子流过，窄窄的江面过去，就到了内蒙古。这里的庄稼只种一季，5月播种10月收获，多是大豆、小麦这样的作物，收获完就迈入漫长的农闲。每年这个时候，在家躺了一个夏天的张强，能收到合作社一万多块的土地分红。他揣着这笔钱到处去寻*局，一走就是好几天，甚至大半个月不着家，到嫩江或是周边其他地方玩牌九、推扑克。张强好*，觉得自己会*，也有些手段。他平时没什么交际，和旁人只爱聊*桌上的事，吹嘘哪回赢了钱，讲自己出老千的法子。渐渐地，村里没人和他耍了，他便坐火车去上海等更远的地方。赢了继续*，直到输光或开春实在找不到*局，才回家。一回家，便四处借钱，亲戚、邻居、儿子的朋友，都借了个遍。外面常年欠着*债，大年三十，家里也有上门来堵人要钱的。大儿子张兴明记得，有一年父亲从他这儿借了五千块钱。张强拿着这五千，赢了四五万回来，张兴明劝他别再出去，这些钱够过一年的好日子。但张强不听，总想着再赢五万块。两人大吵一架后，张强还是走了。之后不出15天，这些钱全部输完，还倒欠了七八万*债。张强输红了眼，便找着茬和韩玲吵架。他骂人，骂的都是最狠的，死爹死妈的话。还要跳起来，指着人的鼻子骂，成宿成宿地不带停，骂不痛快就大打出手。好几次，张兴明都看到母亲被打得口吐白沫，倒在地上。他和弟弟过去拉架，会被一脚踢开。直到现在，韩玲下巴上仍有一条伤疤，是被大铁剪子戳出来的。在两个儿子的记忆里，小时候，母亲的身上总有很多伤，胳膊被打折过，头发被拽得一绺一绺掉。眼睛打青，鼻子打出血更是常有的事。怕被人笑话，她不愿意去卫生所看病，往往只是自己涂点药，或是找村里的赤脚医生看一看。借不到钱还债的时候，韩玲就成了丈夫的筹码。村民孙秀华和韩玲相熟，她曾听韩玲说，几十年前，有一次张强*博，把她输给了隔壁村的男人。等韩玲过去，那家的老太太牵着韩玲的手说，咱家不能干这没良心的事情，又给她送了回来。韩玲一路哭着回了家。张强个子高出韩玲一个头，身材消瘦两个儿子长大成家后，张强开始和儿子借钱，借不到就回家打韩玲。大儿子张兴明和二儿子张兴元知道母亲的处境，即便心里不愿意，也只能硬着头皮借一些，时不时还跟朋友赊上几千块钱给父亲*。张强出事前大概一个月，又找二儿子张兴元借了块。但不消两晚，他就“撸饼子”（当地*博玩法）输个精光。回到家后，韩玲给张兴元打电话，让他别再借父亲钱了。输了钱的张强变本加厉，每天打骂她到一两点，累得不行了才停下来，说睡醒了就杀了她。张兴元再次接到母亲的电话，是这年1月1日早上8点16分，让他回家一趟。“我没想打死他”，张兴元记得，母亲反反复复和他说，“我就想让他不能动弹咯，没法跟我动手，我照顾他一辈子。”韩玲韩玲和张强都是大庆市肇源人，两家是邻居，打小便认识。从韩玲和张家的亲戚那里，邻里们只言片语地听说，两人是私奔，张强带走韩玲，是为了报复韩玲的父亲。那时，韩玲父亲是村生产队队长，家里比较富裕。张强在队里工作，和一名上海来的知青谈恋爱。韩父觉得他好*又不务正业，从中阻挠，张强便转而去追求韩玲。离开家的时候，韩玲才十五六岁，鞋都没顾上穿，背着父母偷跑出来。通过亲戚，张强得到了一个插队名额，两人在联兴村一间破败的屋子里住下来。土房四面透风，屋里只有几块板子，搁着几口小碗。第一年，张强还好好赚工分，但没多久又犯了*瘾。村民刘富贵曾和他一道在生产队干活，在他的印象里，张强三天两头不出现。一年到头攒不出多少工分，家里只能靠生产队分的一点口粮生活。没两年，韩玲怀孕了。第一个孩子不到一岁夭折，紧接着，大儿子张兴明出生。年，全国“严打”那一年，张强因为*博被人举报，判了一年半。韩玲只得学着做一些小买卖，以供基本的生计。最早是卖冰棍。糊个纸箱子，里外用塑料层层套住，上面放一个四方的盖儿，放在自行车架后边到处去卖。三分钱买进来五分钱卖出去，整根的冰棍不舍得给自家孩子吃，到下午都化成汤了，才拿个勺分给两个儿子。再后来，她又学起抡粉皮的手艺。每天一大早四点多起床，在狭小的厨房里，一下一下把粉皮给摇匀摇薄。一天能做七八十张，放在一个大塑料桶里，一张八毛钱，到小超市、餐馆和集市上卖。这是个力气活，干久了腰会疼，锅里的滚水团成白色的蒸汽，直往人眼睛里冲。她就这样干了二十多年，供儿子吃饭、上学，维持着生活。韩玲是村里夕阳红文艺队的队长在妹妹韩娟的印象里，姐姐是个爱美爱漂亮的人，性格随母亲，大大咧咧的，很外向，喜欢唱二人传、扭秧歌，听到音乐就坐不住了。在城里看到广场舞的队伍，她也跟着人跳，认识不认识的都能唠两句。韩玲当过联兴村夕阳红文艺队的队长，逢年过节排个节目去乡里表演。过去，全村的人都挤在她家院子里扭秧歌。两年前，村子修了广场，乡里就发了一套音响，让她来负责组织。广场上，张强放音乐，韩玲带着大家跳。前些年，她还到县城里印了好些照片，五毛钱一张，放大再修图，花花绿绿的，家里的衣柜和镜子上贴的到处都是。照片里是她年轻的样子，短头发，圆圆的脸，笑得露出牙齿。村庄“老张头子是真打他媳妇。”和张强一家做过邻居的，都说着一样的话。联兴村家家户户盖着简陋的平房，院子和院子挨在一起。早先，村里头的人和他们还并不熟悉，只知道是外地来的小夫妻。男的长得高大周正，爱看书，拉二胡；女的年纪小，挺会持家，会唱二人转。但张强脾气不好的名声很快传开来。还在生产队的时候，有一次晚上，孙秀华吃过晚饭去村里的一位老太太家唠嗑，碰上韩玲来帮张强借书，便想留她下来唠两句。谁知没过几分钟，张强就突然开冲进来，什么话也没说，一把薅过韩玲的头发，踢她的腿，旁若无人地把她往门外拽，一路拽回家。在场的人一下子被吓住，但谁也没敢上前拉。刘富贵和张强是二十多年的老邻居，东西院。对门打架打到院子里，刘富贵有时候会去拉一把。“结果我还白挨顿骂。犯不上。”往后他就管得少了，“你爱打干嘛，我就当没听见。”沉吟片刻，他又说，“家庭也属于内部矛盾，对吧？没法处理。别人家里的事也不好管。”今年80多岁的村民王艳芬也拉过一次仗。那回她正好路过张强家，听见屋里有干仗的声音。她在外面拼命拍门，张强才停下来，开了门。“他媳妇说，婶儿啊，你救了我一命啊”，王艳芬回忆。那之后，王艳芬再没拉过架，“小两口子干仗，有啥办法？都要下地，没有工夫（拉架）。”夏天热，开窗睡着觉，常能听见隔壁传来清晰的打骂哭喊声。日子久了，也就习惯了。联兴村的妇联主任去过张强家四五趟。事情发生后，她告诉《潇湘晨报》，年《反家庭暴力法》开始实施，还特地在他家里开了宣传会，但“家庭的事儿，弄不明白，清官难断家务事，女人是个弱势群体。”年，有邻居帮韩玲报过警。联兴村派出所出警，只是批评教育了几句。“大概就是说，下回别打你媳妇了，拉不下脸来给他带走。毕竟一个屯儿大家都认识，他们管张强叫老张头子。”孙秀华说，“谁知道能出这么大事儿”。红色的窗户框是铁质的，被电焊焊死娘家打得没办法了，韩玲只能逃走。怕被找到，她常常要在夜里跑，但总会被抓回来。五六年前有一回，她在大半夜带着一个小包，走了十七八里，想要到江对岸的哈列图站坐车。对面是内蒙古的莫力达瓦达斡尔族自治旗，那时江面已经结了冰，她从冰面上走过去，打算等到天亮坐最早一班火车离开。还没等到车，就被骑着摩托车的张强追上了。韩玲其实无处可去。早些年，她一被打就回娘家，但待上十天半个月，家里人也会劝她回去。“那时候觉得打仗也就几天。”韩娟叹了口气，“都有孩子了那咋整啊，就干（凑合）过呗。本身（嫁人）你自个儿同意的。”韩娟印象中，张强也来求过一次，还在韩玲父亲面前保证：再也不打了，对你姑娘好，有事儿多担待，家里的活多干。只是回家没多长时间，就又回到之前的状态。除了住在嫩江的妹妹，娘家的其他人很少来看韩玲。过去，韩玲的弟弟曾在屯里住过几年，韩娟记得，他也因为大姐被打的事情，和张强干过仗，后来他就离开了这里。两个侄子结婚，几个舅舅过来，也总是没几天，就被张强气走，之后来往得就更少了。张兴明回忆，事发前最后几天，母亲给他打过电话，“儿子，咋整啊？我娘家没有个人来给我接走，给我解救出去。”“现在想起来，那应该是求救信号了。”张兴明说。韩玲也想过离婚。张兴明记得，他13岁的时候，父母提过离婚的事情，还问他打算跟谁。父亲让他跟着自己，说如果跟了你妈，以后讨不着媳妇。那时候，张兴明对离婚没有概念，只是觉得，分开了，母亲就能不挨打了，还挺好。但身边的人都拦着韩玲，劝她为孩子想想，“别的不说，你看看孩子。”他们还告诉她，说她这样的，带着两个儿子，以后媳妇钱都不知道要给多少，离婚了没人敢要。孩子还小的时候，韩玲喝过一回农药，还是刘富贵背她到村里的卫生所，紧急洗胃才抢救了过来。“白沫吐得老高。”刘富贵回忆。之后她的胃就一直不好，吃不了硬的东西，只能吃点软的。“老了没几年活头了，对付过吧”，韩玲和儿子说过。她总寻思着，年纪大了，老头的脾气也许能改改。厨房还摆着斧头和菜刀，一部分长刀被警察带走作为证物情况从年突然严峻起来——张强开始疑神疑*，觉得韩玲在外面有了别的男人。打骂也因此更加严重和频繁，几乎每两三天就要闹一次。家里的电视、电脑、家具、腌酸菜的缸子，都被砸过一轮。除此之外，他不允许韩玲出门，抡粉皮的工具砸了，秧歌舞也不许她继续跳。到后期，连自家后院都不给待，韩玲站一会儿就会被叫进去。见到老邻旧舍，韩玲都不敢讲话。刘富贵媳妇从他家院子前经过，看到韩玲在院子里面茫然地走来走去，不看来往的人，院子的铁围栏有一人高。张强从屋内透过窗户盯着她。不管韩玲走到哪里，张强都紧紧跟着。上山采蘑菇他也不放心，总要喊她的名字，没有立刻得到回复，就跑去踹她两脚。孙秀华记得，有一次，张强跑到她家，问她孙子能不能给韩玲的手机搞一个定位追踪。但因为没人会搞，这件事不了了之。“就邪乎。”张兴元说，白天看着挺正常一个人，天一黑就开始打人。两兄弟以为他染上什么外病（村民认为“*仙上身”的病），还请过两次“大仙”。对方说张强身上有东西，家里还花了几千块钱做法事。出逃韩玲最后一次出逃，张强发了疯似的找她。那时正值农忙，张兴元在开着货车到处送种子和肥料。天没亮，张强就骑着车到田里，咣咣敲他的车门。张兴元打开门，是父亲一双通红的眼睛，“你妈在哪里？你知不知道！”那一次，张强开始怀疑村里的每一个人。刘耀凤住在屯子的另一侧，平时来往不多。张强找她要人的时候，她特别惊讶。张强语气很凶。她不得不让他进屋，把每个房间都打开给他看——连放土豆的地窖都没漏掉。掀起土豆门的盖子，他拿着一个手电筒往里打探。“反正我瞅着他是不正常。”刘耀凤说，“笑都不是好笑，是冷笑。”没找到，张强忿忿地走了。刘耀凤听到，他边走边念叨：你等着，我找到你我弄死你。把母亲接到县城之后，张兴明不敢松懈。藏匿的地点换过好几个：第一宿在旅店；第二宿在他朋友家，住了两天；接着换到一个旮旯胡同的小宾馆里，呆了四天；又转移到朋友一间刚装修完的空房子里，一路躲躲藏藏。他不敢乱跑，只能让妻子和弟媳给韩玲送三餐。偶尔去看一下母亲，他还要开着车在街上绕好几圈，确定没有被父亲跟着，才敢去。期间，韩娟去探望过一次姐姐。那时都已经过去十三四天，韩玲才敢和她说自己来了县城，过去坐下没几分钟，又催着赶着让她走，怕韩娟也被张强盯上。但村庄藏不住秘密。张强很快找到张兴明身上。那些天他三天两头往外跑，坐客运巴士在县城和屯子之间奔波，一个月不到，光是路费住宿费就花了四千多块钱。一种说法是，有一次，他在回屯的客运车上听到邻村的人聊天，偶然得知，韩玲那天早上是从刘富贵亲家家里被接走的。他便成天纠缠这两家人，最后刘富贵只得把韩玲的消息交了出去。张强开始守在张兴明的汽修店，拎个板凳从对面往店门口看。一天晚上，张强没有回屯里。趁着张兴明睡了，从门店的排风管爬进去，把张兴明和儿媳的手机都偷走，查里面的记录。回屯发现手机里啥都没有，就又让人给儿子送回来。张兴明最后还是妥协了。他不相信父亲的承诺，但也没有别的办法。被带回家之前，韩玲说了好几次，“儿子，我不想走”。卧室门上的锁年，张兴明报过两次警。第一次是张强带着韩玲来嫩江办事，在汽修店二楼房间打了起来。张兴明打了，怕不出警，就说是“有人闹事”。对方过来看到这个情形，说这是家庭矛盾，自己调解一下，没做笔录，也没问更具体的情况，就走了。第二次是在韩玲从嫩江被接回家大概一个月后，张兴元感觉事情控制不住了。那时他还住在家里，他睡在前屋，父母睡在后屋，中间只隔着一堵墙。回去之后约莫只消停了几周，打骂又开始了，甚至比以往更甚，他只能让大哥报警。“我们就想警告他一下，该拘留拘留，我们同意。出来之后要是再犯就再判，收拾他几回不就给他震慑住了嘛。”张兴明回忆。他记得，这通电话打过去，对方听完，问他多大岁数了，“接着说我不孝，哪有儿子打电话叫把爹抓起来的。”随后就把电话挂了。之后，张兴明再也没有报过警。母亲杀人案发之后，他们想去调当时的记录，得到的回复是，只能找到第一次的出警记录，第二次的未出警记录找不到了。忍耐出事前两三天，孙秀华还和韩玲说过话。当时，张强已经不允许韩玲跟邻居来往。由于孙秀华老伴小脑萎缩，有痴呆症，韩玲才能被允许来她家里待一会儿，帮忙切切酸菜。孙秀华说，韩玲又生出逃走的念头。“哎呀，我得要走，我得要走啊。”“实在受不了了，白天黑夜折磨。”她说随便去什么地方，给人打工，端盘子刷碗做什么都可以。她又说起自己被虐待的事：一到晚上就打，打完睡觉，腿上还要被锁链拷着，一端拷在她腿上，将两人栓在一块儿。炕上摆着三四把长刀，有杀猪的砍刀、劈柴的斧头，都磨得锃亮。有时，张强甚至不睡觉，坐在门口，整宿地看着她。这些大家其实都知道。冬夜村里静得很，冷冽的空气好像能让声音传得更远。孙秀华和韩玲家的屋子在一条街的两端，出屋倒尿盆，她时常能听见从韩玲家方向传来的，*哭狼嚎的声音。零下三十来度的户外，呼口气瞬间就变成大团白雾，谁也待不住，听几声就赶紧各自进屋。有一次，孙秀华正在前院喂鸡，看到韩玲坐着自家卖煤的货车从门口经过。她看到孙秀华，摆摆手，没有说话。第二天，孙秀华看韩玲脸上青一块，一问，张强前一天拉着她去田里，把她揍了一顿。孙秀华劝她再忍忍：“你走啥呀，还有两三个月快过年了，多少年你都忍了，一家人过完年，他要再这么打你，你再走。”韩玲默默听着，没说话。韩玲一直在等——等孩子长大，等他们各自成家，等哪天老头脾气变好，等岁月和疾病耗完自己的一生，时间就这样等过去了。年轻时她还跑得频繁，年纪大了，这方面的心思也变少了。过去年轻些的时候，邻里间说笑，总说她心大，不管怎么打，嘴也叭叭不带停的。她就调侃自己是“扛造牌儿的”，不矫情，耐折腾，要别人早上火上死了。有时候刚被打完，别人喊她走去唱一个，她就抹抹眼泪，又往广场扭秧歌去了，“打不死还得唱啊”。这都是她能抓住的东西。只要她还能跳，还能抡得动粉皮，她相信日子一天天总会变好。韩娟跟着韩玲来到嫩江，也嫁了一个联兴村人。那个男人不打老婆，但成天喝大酒。“姐俩儿的命都没摊着好人”。韩娟说，大姐是个乐观的人，只是一挨打，她就看什么都没有劲儿，“一寻思心都碎了，感觉这日子没有尽头”。韩玲在县城里做的照片，上面写着：幸福时光长期的虐待给韩玲留下巨大的创伤。这两年，张兴元看她总愣神。张强声音一高，她就不敢说话，身材本就矮小的她，看起来好像缩成了更小的一团。两年时间，韩玲从斤瘦到只剩斤，“走路都打晃”。事发后，张兴明要求对母亲进行精神鉴定。判决书上显示，韩玲呈现“灾难性经历后的持久性人格改变”，作案时为限制刑事责任能力。到了年下半年，韩玲被打了也不敢跟儿子说，总给韩娟打电话诉苦，瞥见张强的身影从街角出现，就赶紧颤抖着把电话挂掉。有时候张强在城里赢了钱，兴致上来，会给韩玲买新衣服，都是屯子里没有的款式。韩玲穿着去跳舞，旁人问哪儿买的，她便回，“张驴子，耍钱，赢了，给我买的。”一词一顿地说，脸上没有喜悦的神色。残余的温情好像也给磨没了。“就算我死在监狱里头了，也比搁家里强。以后我死了，也别给我跟你爹葬到一块儿。”开车去自首的路上，她对两个儿子说。求情这些年，屯子里没出过其他像张强这样打老婆的人，但多少也听说过类似的事情。孙秀华记得，村里有个姓李的妇女，前夫也是*博、家暴。有一天她趁着深夜，把他打成了痴呆。投案后，公安局问她愿不愿意出来继续跟丈夫好好过，愿意就少判几年，“她说，不跟他过了，宁可多判几年也不跟他过了”。如今她出狱再嫁，到了联兴村，又生了一个女儿。但两兄弟害怕，韩玲等不到出狱的那一天。常年的积劳和家暴给她留下一身病痛。每年春天开江和冬天封江前，都得打一个礼拜的针，防止脑梗。高血压、心脏病的药每天都要吃，前几年，还查出过胰腺炎、胆囊炎、肝硬化等问题。母亲被关进去后，他们老忍不住去想过去的事儿。梦见父亲活过来了，又在打母亲。张兴明记不得父亲笑起来是什么样子，但他打人的样子却清清楚楚。“我以前经常梦见我杀了他。”他们开始后悔，要是没容忍父亲，家暴一次就打回去一次，他是不是就能消停了？很久没联系过的三叔，出事之后，也打来一个电话。他说，这几年发生的事他都知道。“你知道你为什么不来管管呢？”张兴明问。三叔回说，身体不好，走不开。张强的脾气的确让家人们敬而远之。大儿子张兴明搬到县城的第一年，“那都乐坏了，不愿意回去”；二儿子张兴元常年在外拉煤，回到家，也不想见到父亲，宁愿睡在狭小的车厢里。多年来，只有张强的妹妹张丽丽还一直住在屯子里。她总上张强家玩，和韩玲一起跳舞。在她的印象里，大哥早些年不打老婆，只是这一年半才变得严重起来。但张兴明和张兴元都记得，儿时父母打架的时候，他们总在三更半夜跑去三姑家求助。在张丽丽面前，张强总说：“我就是吓唬她，没真打。”张丽丽因此觉得不是什么大事。对于嫂子被锁在家里，每晚被磨刀威胁的事，她表示自己当时并不知情。出事前两个月，张丽丽搬去了县城过冬。从前住在家里的张兴元，张罗着新开的烧烤店，也从家里搬了出去——韩玲身边彻底成了求助的真空。1月1日，村里来了警车，老张头家里出了命案的事很快传开——但所有人第一反应都是，张强把他家媳妇给打死了。知道是韩玲打死了张强，大家都吓了一跳。过一会儿又说，“他是给自己作死的”。韩玲自首后一个月，张兴元听人建议，拟了一封联名信，在村里挨家挨户征集了三天签名，希望法院能从轻判决。村里人少，冬天只留下两三百号人，但张兴元还是得到了三页纸，多人的签名和指印。张兴元找的都是一些知根知底的老邻居。签字的时候，他们跟他又说了好多过去的事，一些连张兴元都是第一次听说。他们说起他以前*输了，让韩玲给别人睡一晚上抵债。“过去不好意思说，觉得年轻一辈的没必要知道，也怕我急眼。出事儿了以后，都给我妈打抱不平，又就都把这话全说了出来。”张兴元说，“我爸他不是人。”之后，包括刘富贵和孙秀华在内的村民都去做了笔录，为张强常年家暴的事情作证。村子已经废弃的市场安静自打来到联兴村，韩玲和张强搬过好几次家，但都没能走出这个小屯子。小街一头是屯里的广场，韩玲在那里扭秧歌，跳广场舞；另一头拐角不远便是集市，她在已经破烂发锈的木门下卖过粉皮。紧挨着的是二儿子刚开业的烧烤店。这条街串起韩玲绝大部分的人生。她一次次试图离开，但无法逃脱。擀面杖的两下闷响结束了这一切，这是她人生中唯一一次回击。自首前，她收拾了院里的东西，拿出冰柜里处理好的小鸡、鱼肉、青菜、蘑菇——这都是过年的年货，装了两个大袋子，一个给大儿子，一个给二儿子。“这回你们没事了。”二媳妇记得，韩玲一边大哭，一边抱着她的肩膀说。她的卡里只剩下块钱，交代儿子留给小孙女。等待大儿子赶过来的期间，韩玲不断在前后屋之间走动。“她是怕他再醒过来”，张兴元很确定母亲的心思。去警局的路上，韩玲觉得自己一定要偿命了。她回想起这段生活的起点，跟儿子讲，最初她是被张强胁迫着私奔的，说不跟他走，就杀光她全家人。这话她之前没和什么人说过。嫩江没有女子拘留所，她先被带到了黑河市的看守所。00年10月6日，嫩江市人民法院对她处以有期徒刑五年，她又被转到哈尔滨的监狱。转监前，她借狱警的手机，给二儿子打了一个电话。韩玲不识数，这是她唯一能记得的号码。她问家里的情况，问他今年煤卖得怎么样，然后又叮嘱儿子，她不在，过年哥俩要在一起过。韩玲走后，孙秀华感觉，屯子里安静了好多，再没人隔着老远，咋咋呼呼扯着大嗓门和她打招呼。秧歌儿队换了队长，张罗跳的人也少了。老邻居们惦记着韩玲的情况，见着媒体总问，她这情况能减刑不？能保外就医不？“韩玲这辈子遭老罪了”，他们说。但感叹的最多的还是，好好的一个家，怎么就不能好好过日子。按民间规矩，头七要烧纸。那天，张兴元在屋里翻找出所有父亲的照片，撕掉他的部分，只留下韩玲的半边。他们把韩玲扭秧歌的衣服、扇子鼓都收好搁起来，“等她出来，想怎么玩就让她怎么玩”。（文内韩玲、张强、张兴明、张兴元、韩娟、张丽丽均为化名；村民口中的县城指嫩江市。年8月9日，经国务院批准，民*部批复同意撤销嫩江县，设立县级嫩江市。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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