年5月,徐应潮(届,机械系)、傅?夫妇在英国Eistleigh驻地院内留影
傅?,清华大学届外文系校友。高中毕业于贵阳花旗女中,年考入西南联大,后就读于清华大学外国语文学系,在校期间,曾参加过“清华剧艺社”和“大家唱”等进步组织。年3月,与清华的十八位同学一起前往沈阳东北*工部参加工作,担任*工部翻译。
“十八罗汉”闯关东
年初,北平刚刚和平解放,东北*工部孔希同志找到潘梁。孔希是潘梁的妹夫,潘梁则是清华地下*原负责人之一,当时已调至北京团市委筹备委员会。孔希说东北急需技术人才,组织上要他找些清华同学去东北。
潘梁找到张炳萱(地下*员)要他去动员,张炳萱串连了18位同学,现在记起来的有:航空系张炳萱、蔡奇图、周钦、顾胜良;机械系徐应潮、吴佑福、冯登泰、王提涛、朱荣超、苏世范、唐突;电机系顾慧、唐道周;化学系吴庆云;外文系傅?。
奔赴东北工作的部分同学参加顾胜良同学婚礼时合影。
前排左起:徐应潮、傅?、顾胜良(左4)夫妇、苏世范(右2)夫妇;后排左起:张炳萱、朱荣超、周钦、顾慧、冯登泰、蔡奇图、□□□、吴庆云、唐道周
年2月28日,我们18人随孔希同志坐火车去了沈阳。后来我们被同学们戏称为“十八罗汉闯关东”,但只有一位“女罗汉”,就是我。
我们到沈阳后,东北*工部何长工部长很爱护清华学生,在培训期间,他腿不好,还拄着拐杖亲自带我们下工厂参观,到沈阳51厂和52厂。何部长说:“你们要向工人阶级学习,知识青年要和工农群众相结合才有出路,要不就是墙头草,随风倒,扎不下根。”下厂回来,他又请“中国的保尔·柯察金”吴运铎同志给我们做报告。吴运铎人很瘦,穿了一身旧*装,戴着墨镜,他给我们讲了自己是怎么在*的培养下奋斗过来的。他说:自己虽然负伤,眼睛看不见了,可是还有双手,还可以为*和人民、为解放*做很多工作,要把自己的一生都贡献给共产主义这个人类最壮丽的事业。他的报告使我们很受教育,会后讨论时大家纷纷表态,一定要向吴运铎同志学习,为共产主义奋斗终身。我们的培训大约两个星期结束,然后就分配工作。
当时,领导让我先到一个技术图书室去工作。其余的机械系的去设计室设计枪炮,化学系的到火药室制造火药,电机系的去了哈尔滨电工系统。
最初,我们所在各单位都属于东北*工部的技术处,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,中央成立了许多*工研究、生产部门和*工院校,大家都分散调到了各部门:张炳萱去了北京航空学院;顾胜良去了南京航空学院;蔡奇图和苏世范去了船舶工程公司;吴佑福因为会说广东话,很快调他随四野南下解放广东、海南岛,后留在海南铁矿;我和应潮辗转调到航空工业部。
我开始去的东北*工部第三研究所(即火药炸药研究所)在沈阳,我在技术图书室工作。那时的图书室存放着一大堆技术书籍,没有整理,各种书籍中有日文、英文和德文的,其中日文书籍最多,而中文书籍则很少。还有俄文技术书籍,阅读困难时好在有字典可用。
起初,我请领导买了一本图书分类法的书。还在清华大学时,我曾经在图书馆工作过,有些经验。我和另外两位女同志一起把技术图书馆所有书籍整理好,分门别类地放在书架上,给每本书都贴上标签。还将编好的书号贴在纸口袋上,把借阅卡片放进去。我们还印了一些借书证,发给研究室的同志,他们就可以借书了。记得年的“五一”劳动节,图书室获得集体二等奖,是一面大红锦旗,我们三位女同志都特别高兴。
年开展“三反”运动(即反贪污、反浪费和反对官僚主义),我从技术图书室调出来搞运动,负责整理材料和搞外调。
秘书生涯
年底“三反”运动结束后,我被调去研究所所长办公室,给所长当秘书。此后七年多时间里,我又受到老一辈革命知识分子的培养和影响。
我的第一个领导是肖淦。他是“一二·九”时期从上海交大去延安,由延安自然科学院到东北*工部技术处,后来任第三研究所所长。他待人和气,说话声音总是很低,从来没有听他大声喊过。他注重职工队伍建设,每个月都要给*员上*课,给团员上团课,给工会会员讲课。
那时我们每天晚上都有业余学习,晚饭后上课。我还给不识字的工人师傅们扫盲,有时自己也去上课,学习有机化学,由所里的工程师、技术员讲课。徐应潮和另外一位同学被派去跟随苏联专家学习。那时肖所长给他们写了一封信,让他们主要学习专家的技术经验,不要学他们的生活作风。
我觉得肖所长不光是对别人严格,对自己也很严格,以身作则。他虽然严格,但批评人时是以理服人,耐心说服。
记得有一次肖所长带我出差,从沈阳去西安要经过北京,那时我爱人徐应潮已调到北京第四研究所工作。我们到北京后当天晚上,肖所长让我去四所看望徐应潮。我自己一个人去四所,从颐和园乘坐46路公交车到红山口下车,医院门口给四所打电话找应潮。那时他正在灯光球场打球,听到广播接了电话,找了个车接到我。那天我们在招待所住了一夜。第二天一早我返回城里,跟肖所长一起去西安。
从西安出差回来不久,第四研究所来了调令,我就离开三所,到北京第四研究所所长办公室给高所长和陈克书记当秘书。
第四研究所是搞火炮、弹药研究的,也是保密单位,所的规模要比三所大多了。每天早晨上班时,所长、副所长和各研究室、车间、科室领导干部开会,布置一天工作。开会时领导讲话,大家都在保密本上记笔记。每天下午下班时间,都把保密本统一收上来,交到保密室锁起来。第二天早上我再去保密室拿出来分还给各位中层领导。那时所长是高霭亭,副所长有洪明光、蔡克非、余琢之、陈根丰,*委书记是陈克。“运动”来了,先是“插红旗、拔白旗”,后来是“梳辫子”。“拔白旗”时是应潮挨批,说他是“青年中的一杆大白旗,要坚决拔掉”。
记得在应潮挨批前一两天,所里中层干部去部里开会时,他还受到部里的表扬。当时教育科丁克中从部里开会回来,对我笑笑,说了应潮受表扬的事。后来我才知道应潮在“大跃进”时期,曾设计了一台小型精密磨床,为此获得了国家计委发明创造乙等奖。他设计的磨床由天津磨床厂生产,还销往海外。几年后,在全国科学技术大会上他们研究室集体搞的一项科研成果也得过奖。
运动中,我们搞不清楚,也不知道问谁,每天就是看看大字报。后来,我不在办公室工作了,要整改,把我和蔡克非的爱人调到幼儿园去搞整改。去的时间不长,好像运动也结束了。随后第四研究所就分所了,四所一室搬到车道沟,归属第五机械工业部。我被分在新成立的第六研究所办公室继续做所长秘书。六所是苏联援助建设的个项目之一,是航空材料研究所,对应苏联的全苏航空材料研究院。当时来了很多苏联专家,所里有27个研究室,基本上每个研究室都有苏联专家。所里成立了专家工作组,我就转去做专家工作了。那时专家办公室有两个同志,一个是俄文翻译郭泽佩同志,再一个就是我。老郭是苏联专家组长格吉兹杨的翻译,这位专家是耐热合金专家,六所1室负责研究耐热合金。
我的工作就是负责贯彻执行苏联专家的建议,然后每星期到部里的专家工作办公室栗阳同志那里汇报。记得有一年的“三八”妇女节,北京开了一个专家招待会,所里的专家全都出席了,翻译同志们也去了。我没有去,把票给了另一位翻译同事。她们回来告诉我,那天晚上周总理出席了,她们都见到总理了。
不久,中苏关系破裂,苏联专家们就撤走了,连资料、样品都带走了。
向技术翻译转型
年邢台大地震,震区好多人都失去了手和脚,需要人工关节,六所18室是研究钛合金的,他们就做了一些人工关节,给地震受伤的人试用,效果不错。于是六所18室就做钛合金的人工关节,还推广到全国。
这段时间,没有了苏联专家和苏联资料,毛主席号召“自力更生,艰苦奋斗”。六所的科研继续,我们开始从英、美的技术资料中找参考。那时所里的科研技术人员大多不会英文,六所是苏联援助建设的,好多技术骨干都是留苏学生,他们懂俄文,但是不懂英文,所里就让我来教英文。每天早上7点上班,我先给研究室的主任们上课,主要教语法。晚上再给科研课题负责人上课,也是教语法。我还用“灵格风”的一套英文教学唱片来做教学资料,这样边教边学我自己的英文水平也有了提高,就是有点太忙太累。
没过多久,我们就开展技术座谈,与英、美、德、法等国家的有关专业专家们举行技术座谈,还是我去做翻译。当时我在22研究室负责科技信息情报的收集整理,被领导分在金属专业组,负责耐热合金专业。因为我没有这方面的知识积累,有时就去1室,看他们做实验,有时就跟他们一起炼钢,确实挺有意思。我参加过25室的高低温疲劳试验技术座谈,但有一次参与同美国的胶接技术座谈,涉及非金属专业,我因为是技术外行一点都不懂,只好临阵磨枪,抓紧背相关技术名词。那次我们参谈小组住在城里航空工业部的招待所,每天晚上我们集体讨论白天老外讲的资料,有不懂的地方就提出来,准备会面时再问。一天,和老外座谈并一起吃晚饭,主谈的外宾喜欢喝酒,我担心他喝多了,就提醒他少喝酒。因此,那位外宾就叫我“小妈妈”,我的同事就说,我得了一个“干儿子”。
那段时间,我参与接待了好几个国家的技术专家,主要是金属专业的。后来航空工业部调我去北京航空学院和一位英国专家夫人Mrs.Carrot一起教英文,她是英国RollsRoyes公司派来的代表,我教口语,专家夫人教阅读。每天早上我先去北京饭店等专家夫人,然后一起坐车去北航上课。下课后又一起坐车回北京饭店,我再坐公交车回住处。
北航教完书后,我就借调到部里进口处做翻译。原来进口处有一个翻译,但是实际上不会英文。我去后就是做英文翻译,处理每天来往的文件、传真等,给不会英文的项目经理们当“拐棍”。那时,应潮已经调到航空工业部外事局(后改为“中国航空技术进出口公司”,简称“中航技”)。我借调至部里工作了整整10年,因为六所不同意我正式调动,但是实际工作已经与研究所无关了。
年春节前,部里让我出差英国,原计划给一个“机载设备局”的索赔小组做翻译。事后我才知道,那次出国是瑞典的JourghQuike公司请徐应潮当顾问,应潮帮助瑞典公司把英国发明组合夹具的老牌公司打败了,瑞典产品占领了英国三分之二以上的市场,瑞典公司还因此获得英国女王伊丽莎白颁发的“最佳夹具销售商”奖状。瑞典驻英使馆为此召开一个晚宴来庆祝,邀请我们夫妇出席,所以这家公司就发正式请柬并附上往返机票。航空部利用机会,让我做翻译还省了一份往返机票钱。
陪应潮转战欧洲
那次出国,我先给“机载设备局”的小组做翻译,参与索赔谈判。中方认为外方“卢卡斯”公司出口的机载设备有问题,外方却觉得是中方操作不当。为验证问题要各自操作一遍,找出问题,明确责任。索赔谈判的工作还没完,我就被调到另外一个小组去,给“量具修理”小组做翻译。这个小组的翻译工作比较轻松,中午在公司吃午饭,早晚在驻地自己做饭吃。那时我们小组住在英国的一个小城市Eastleigh,房东去非洲后托人出租房子,我们离开旅馆住进那栋房子。那是一幢两层楼房,还有一个阁楼。我们小组3个人,每个人都有两间房。白天我们去Drapper公司工作。每个星期我都去一趟中航技驻英代表处,领取小组3人一个星期的生活费。晚上,下班回来我就听听音乐,小组的江师傅和小陈看电视。
那段时间,应潮仍然在瑞典公司当顾问,有一个偶然的机会,他知道这家公司的一位销售经理要参加一个关于“柔性制造”的国际会议,想介绍中国的组合夹具。应潮觉得中国的组合夹具应该由中国人来介绍,便在国际会议组委会截止收取论文前一天,赶写了两篇相关论文。应潮来到我们驻地,让我帮他打印并对论文文字做些完善。那天我们两人整整忙了一个上午,把他的两篇论文打印出来交到国际会议组委会。后来应潮的两篇论文都被选中,刊登在国际会议特刊上。会后组委会送给应潮两本会议特刊,其中一本是精装版。应潮回国后,把这本精装的特刊送给清华机械系了。
借调航空部工作期间,记得有一年,肖所长出差北京。那天我去招待所探望肖所长,并陪他到六所看望从三所调来的老同志们。我们只能坐公交,到了所里后,我想请肖所长去杨大烁家,又把杨学恒找来,接着找魏所长(他和肖所长在延安时就认识)。老同志们在一起,很高兴地聊天。在返回城里的路上,肖所长告诉我,“文革”中他的肋骨被红卫兵打断了7根,还罚跪了很长时间。自那次以后,我再也没有见过肖所长,若干年后才知道肖所长已经离开人世了。
我离开中航技后,最初和应潮一起去德国汉堡乐嘉文公司(RechermanLtd.)建立起一个合作经营部,中方提供出口产品组合夹具,外方出办公地点,中方工作人员的工资中方支付,出差费用由德方支付,产品销售后的收入两家平分。这样我们就在德国汉堡住下来了,中方3个人,应潮是负责人,也就是这个部门的经理;我是翻译,厂的宋师傅负责组装。
刚开始时,组合夹具没有销量,宋师傅无事可做。好在不久应潮把组合夹具推销到了意大利一家公司,宋师傅就和我出差去意大利。宋师傅教外方如何使用组合夹具,我做翻译。那时我不会意大利文,德文也不太会,只能用英文。可是意大利人的英文也不太好,没有办法,我买了一本英文、德文和意大利文的小字典来帮忙,好不容易总算完成了任务。我们在意大利一个星期就把工作做完了。回德国后,宋师傅不习惯在国外生活,眼睛又疼,他要回国。于是应潮跟厂赵厂长联系,把宋师傅调回了国内,换来了*国桢副总工程师。*总来后,我们一起出差过瑞士3次、瑞典4次、意大利好几次。最后,应潮和意大利的Mr.Jelardi合作得很好,除了销售组合夹具,后来还销售组合平口钳。组合平口钳原本是意大利的产品,经过应潮和Jelardi改进后,由厂生产再外销。由于市场打开,中国产品销售扩大,德国的乐嘉文公司老板和意大利对合作经营都非常满意,大家的辛苦没有白费,实现了合作共赢。
坎坷但愉悦的晚年
年11月29日,应潮上午去医务室量血压,大夫发现他血压太高,建议他赶快回家睡觉。可他睡不着,脑子想工作停不下来。他觉得如果去游泳,活动累了,可能就能睡着了。下午,他去了英东游泳馆游泳,谁知天气太冷,一下水刚游米就头晕、呕吐,泳池急救员看到后急忙下水把他扶上岸,他说了家里医院,人就陷入了昏迷。
那天下午大约4点多,我接到英东游泳馆电话,医院抢救。我和儿子傅强赶忙医院,那时应潮的瞳孔已经开始放大。我说赶紧给刘力生大夫(应潮南开中学的同学,后任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高血压联盟主席)打电话。费尽周折给刘力生打通电话,他马上又与老友洪昭光大夫通话,商定要赶紧给应潮做CT判断病情。医院的CT坏了,医院的两位院长写了一封信,我们立即用急救医院。经CT检查确诊应潮是小脑出血,并因瘀血压迫导致颅压升高昏迷。第二天早上,大夫告诉我:“抢救要在头部钻孔引流,降低颅压,但对大脑的伤害比较小。”我同意后手术顺利进行,随之应潮就转到了新建的ICU病房。
三个月后,医院脑外科病房,做高压氧治疗。那时“皮球”(陈莹,原名吴勤娟,清华校友)每天早早就来到病房,帮着我把应潮推到高压氧仓去做治疗,然后再推回病房。那段时间,徐绍仪大夫还每天请北医康复科的一位护士下班后来给应潮按摩。
年5月1日,应潮医院,住进了一个单间病房。经过一段治疗后病情稳定,应潮就出院了。
从病倒到去世的17年零4个月中,应潮因病情反复多次住院、出院。我们要感谢清华校友们的无私帮助和关爱。应潮患病后,不能自主行走,说话也有障碍,主要在家里调养。找一位有经验又尽责的护工十分重要,赵葆元和陈伯时真是帮了大忙。赵葆元得知亲戚家有位保姆张小霞,有护理瘫痪老人的经验,就千方百计动员她来我家。对此他亲戚很不满意,骂得赵葆元狗血喷头,他也不在乎。小霞来后细心照料,节假日都很少休息。后来赵葆元得了胰腺癌,他去世前两天,小医院看望赵葆元,他说:“有你照顾应潮,我就放心了。”
应潮始终顽强不屈地和病痛作斗争,开始说话不清,他就练习唱歌,努力一字一句地说话,最后终于又可以和校友们交谈了。他还用那个可以活动的手使用电脑,敲键盘写文章。过去他是老同学合唱团的朗诵主力,现在不能上台朗诵了,但逢年过节合唱团有活动时,他用电脑写朗诵诗,请别的校友朗诵,有时还坐着轮椅上台。有一次参加清华研究生毕业大会,请校友朗诵他的诗,他上台陪着,极大地感动和教育了在座的年轻校友。
清华老同学聚会。前排左起:吴宏宛、贺文贞、彭珮云、汪家镠、傅?,后排左起:钮友杰、*庆华、张其锟、王浒
那段时间,清华解放战争时期的老校友常有聚会,应潮总是坐轮椅参加。以“松明团契”为主的老同学们每年至少有一两次在我家聚会,平时也常有校友来家和应潮聊天,大家谈天说地,忆往论今,并在电脑上交换讯息,应潮一点也不寂寞,也不闭塞。
年3月5日,和我相伴60年的应潮安详地走了。老同学们特意在我家开了个追思会。大家深情地回忆和应潮的交往,对他乐观坚强面对困难、深情地热爱祖国、热爱人民、热爱母校的精神深为钦佩。我现在还常常聆听追思会的录音,可惜有好几位老同学已去见应潮了。
要感谢的老同学太多了,还没有来得及好好谢他们,一个个不是走了就是病了。趁我的脑子还不糊涂,我想赶快写完,否则就来不及了。最后希望大家多多保重,心情愉快,身体健康。清华老同学们的友谊地久天长!
我们庆幸曾经是这个学校的学生,愿清华永远青春勃发,一代更比一代强,为创造人类更加美好的世界努力学习,奋斗终生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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